电影《金光大道》有下集吗？

1976年年末，拍摄时多灾多难的《金光大道》（中集）终于杀青。当时影片下集的剧本已经完成，却由于其时“文革”已经结束，影片中的某些带有时代色彩的内容显然不合时宜，所以下集未能拍成。但历史的镜头历历在目，《金光大道》剧组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并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作家简介

浩然（1932～2008-2.20 ），bai本名梁金广，du中共党员，中国著名作家 。祖籍河北宝坻（zhi今dao属天津）。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河北唐山，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引起文坛注意。1958年出版第一部同名短篇集。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1970年底开始创作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浩然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圆梦》等作品，共出版著作70多部，仅在国内发行量就达1000多万册，系我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

创作过程

《金光大道》是作家bai浩然练笔写作二十du年以后的第二部zhi长篇小说。这部书dao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作者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京华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时，作者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作者认为它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

  浩然，被茅盾先生谴责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 浩然，本名梁金广，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人，生于1932年3月25日，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到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

  1956年以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步入文坛，以描写农村社会风云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闻名国内外，《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曾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翻译成多种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地出版。浩然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92年获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 浩然专注于农村题材的写作，其巨著《艳阳天》创作于六0年代，洋洋三部几百万字的巨著表现的是人民公社初期，伴随着城市里的“大鸣大放”，某个农村二十几天里人心浮动，想要退社单干与坚持集体化的思想之间的斗争。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农村和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予了肯定。 《金光大道》全篇四部，创作于七0年代，到第四部完稿已经是文革后了。创作时间虽晚于《艳阳天》，但其表现的时代却早于《艳阳天》，反映的是建国初期五十年代，刚刚完成土改的一个冀东农村“芳草地”的穷苦翻身农民如何从旧的单干一步步走上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的。《金光大道》创作时，集体化、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中的弊病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并依赖进口来填补不足。作者作为一个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和组织者，对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过程的有着更为切身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创作热情和精力，于是在文革下放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期间创作了这部反映当时的”翻身“农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宏篇巨著。到文革结束前《金光大道》出版式了第一部和第二部。文革后，浩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政治漩涡，《金光大道》的后两部也因而终止出版，一直到1995年才重新再版，全书四部一次出齐，使读者得以一窥全豹。 八十年代浩然创作出了文革后的新著《苍生》，重回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家前列，此书反映改开后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曾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母亲由著名女表演艺术家赵丽容扮演，获得巨大成功。 对于农村的改开，人们经常能记起“小岗村”，记起“土地承包”，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单干好，当初为什么要搞集体化？”农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上来的呢？真的是“毫无自愿的”被“用鞭子赶进来的吗？” 人们经常能从电视上看到记录着当地农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按血手印签下的分地契约。但恐怕人们不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七十年代拍摄的改开前农村的生产劳动状况——农民们往往清早天刚亮就起来劳动了，但不是去集体的土地，而是在照顾自家的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种植的各种作物及自家养的家畜家禽，到上午九十点钟才陆陆续续来到集体的田间地头，有的人会象征性的干两下，大多数人则坐下来开始打扑克，到了十一点多就三三两两的回家吃午饭去了，吃完午饭忙完自家的活才又到集体的地头上点个卯、应个景，然后四五点钟又各回各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为什么（就连苏联斯大林式的严刑峻法也）无法迫使农民为集体劳动、消除消极怠工的现象，致使集体化最终走到了尽头？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在浩然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浩然的作品，篇幅宏大，人物众多，个性鲜明，情节生动，叙事严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是精品，浩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作家。

电影《金光大道》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建国初，一个村子上有三个党员，三个党员中有两种意见：村长兼党员张金发主张在村子里搞一场“发家致富”的竞赛，他提出了“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 的口号。以党员高大全为代表的两个党员则认为大多数“翻身户”刚刚脱贫，发家致富对他们而言不现实，应该带领他们搞互助合作、以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当然，高大全的主张触动了张金发所支持的中农的利益，因为一些中农从有偿支助贫农的“小算盘”中得到了实惠，如果贫农们联合起来搞互助合作的话，他们的小算盘就会落空。于是他们便联起手来反对高大全搞的那个互助合作。当然，张金发和他的中农哥们儿们也有着上层的支持者，也就是县长。有了上头的支持，高大全他们搞的互助合作遭遇阻碍。不过，高大全也不是吃素的，他也从上面找到了他的支持者，也就是另外一位上级领导的指示和毛主席的著作《组织起来》。他对贫农们说:“组织起来，是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金光大道”。有了毛主席的支持，于是乎，搞互助合作占了上风。而张金发他们也不甘认输，也搞了一个富裕户组成的互助组。就这样，在农业生产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展开了。故事情节的进展向观众传达了这么一个认识:由于富裕户那自私自利的本质，加入这个组的农户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受到了富裕户的算计和剥削，可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走“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的贫困户组成的互助组却越搞越红火，并扩大成了合作社。后来，由于自然灾害，镇上出现了粮食短缺。富裕户们开始联手哄抬粮价，而贫困户们却对城乡人民的粮食需求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据说这部电影还没来得及拍完下部，“四人帮”就垮台了，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央的农业政策又偏向于包产到户。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张金发们的“路线”占上风了，这部以批判“三自一包”为思想主张的电影也就失去了拍下去的理由。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部电影的极左思潮的产物，是没有价值的垃圾。不过，当改革开放跨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尺度、人们从这三十年中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之后再来看这部电影，则不禁会感到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主题非但不过时，而且对我们当前的现实，具有着极其普遍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或者说，正是这三十年中许许多多城乡弱势群体的切身经历，让电影中的正反面形象无比鲜活而生动地富有了教育的意义。

　先让我们分析一下高大全式的“路线”的得与失吧。

　在电影镜头中，是看不出高大全式的互助合作的“路线”有任何的不是的，但中国的现实可比电影镜头宽广多了。当互助合作和“政治正确”挂上了钩、并被“人民公社”以体制性的力量、以大跃进的速度狂热地推进之际，则互助合作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据调查，北方很多地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受灾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土地的盐碱化，而土地盐碱化的原因竟是因为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引黄灌溉，而这些地方地势低洼，难以排水之故。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力量把“兴修水利”变成了“兴修水害”！由于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私有经济神经症式的恐惧与仇恨，农村基层社会失去了它固有的经济调节机能与生产积极性，加之长期以来迫使农业向工业“输血”以实现迅速工业化的政策，农村从合作化运动中得到的些许好处很快丧失了，农村陷入了凋敝。这就是高大全式的路线被全盘否定的根本原因。它见证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骄傲与浮躁及其后果。

　再让我们看看张金发式的路线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吧。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政策纠正了过去的一些体制性弊病，回复了基层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被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或在乡里搞起了私营的副业，或到城里来打工闯天下，总之，农民被“个体经济”给解放了，张金发们真正地发家致了富，或成了雄踞乡镇的土豪，或在城市里摇身一变而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

　不过，张金发毕竟是张金发，他们致富了，但并不是变得更有良心了（正如电影中试图告诉我们的那样）。当城市经济增长那只永不知足的魔爪伸向了土地的时候，这时的发了家的张金发们对他们的乡里乡亲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了。他们开始勾结城市官僚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有钱有势，对他们那并未脱贫或刚刚脱贫的乡亲们展开了一场更为残酷的算计，让他们不仅失去土地、还失去了赖土地为生的可能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离开了乡土成为了农民工。当城市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有着一份比务农较为优厚的收入。可一旦城市没有了能容纳下他们的职业，他们就沦为了“流民”。这让他们再一次悲惨地沦落到旧社会的处境中。这时的他们还会遇上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吗？恐怕不能了。因为即使农村里还有着这样的人物，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因为再也没有一个毛主席作他们的后台了。他们任何试图搞互助合作的企图都会遭到一种体制性的疑忌，他们即使结成了“群体”，也会迅速地在城里的警察和乡下的土豪地痞的威严下变成“不明真相的一小撮”而哑然失语的。他们只能满怀愤恨地徒然地等待着另一次参加红军或闹土改的机会了！

　历史就这样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有一个情节：一个被征集了余粮的富农找到列宁，向他索要“农民的真理”。列宁说：“你们必须给我们吃的，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现今中国的情况是：因城市及工商业的扩张而失去土地的贫农向官僚、城市资产阶级和土豪索要“农民的真理”，他们被以“诽谤罪”投进了监狱。

　失地农民是中国整个弱势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在苦苦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真理。当他们再一次听到:“组织起来”这句话时，或许会情不自禁的唱起那首歌来吧：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你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